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许多学术问题和历史现象研究的突破，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讨论，学术上有很大的推进，产生了不少有创建性的成果。一些青年学者成为学术队伍的骨干。这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进行历史反思的积极方面。没有这种反思也就没有现代文学研究的今天活跃深入的发展局面。但是，在众多的研究成果和感想式的意见中，也有错误的反思。这里只谈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评价。例如，最近有些青年作家，认为鲁迅早已过时，成为一块应该搬掉的绊脚的“老石头”。这种话，实在是过分轻率的缺乏学理的判断。对于类似的意见，1938年老舍先生就曾这样说过：“在长者们，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只写了小品文吗？据我看，鲁迅先生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小品文。我敢说，他的学问限制不了后起者的更进一步，他的小说也拦不住后起者的猛进直前。小品文，在50年内恐怕没有第二把手，来与他争光。”（《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当年老舍先生已经回答清楚的问题，在今天还有人当成历史反思中新的意见提出来，这种反思就很难说有多少科学的成分在内了。
第二，是文化研究中对于历史性原则的过分漠视。现代文学史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文学现象的历史。任何反思性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不能脱离作家自身的历史处境和生活背景，以主观的意愿抽象地进行错误的论述和分析。不然，就会出现人们所看到的一些令人不解的现象。卖国附逆的汉奸会变成“儒家文化圈”的爱护者。在黑暗与光明生死搏斗中，“自由主义”的文人成为灵魂高尚的代表，坚持同情人民群众，描写民众苦难，追求光明理想的作家，反而成为丧失“自由主义”灵魂而走向“民粹主义”的文化牺牲品。类似这种文化“反思”的非科学的理论，已经给大学生和研究生带来一些学理上和学风上的负面影响。
现代文学就是这个即将过去的20世纪的产物。离开这个世纪的历史硝烟和血泪，呼号和牺牲，一味地用西方文化的尺度来衡量，来作为文化选择的标准，放弃那些为民族献身和忠于时代的精神品去探索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这是学科研究脱离学科本身性质的误区。我们可以超越“五四”，但是不能违背历史，超越和丢掉“五四”倡导的科学精神；我们可以反思“五四”，但不能让自己的反思走向谬误，以个人的历史的叙述代替了历史的真实，让学术研究成为完全经不起历史反思的肥皂泡：“豆腐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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